腊月的雪是从后半夜开始落的，起初是细碎的雪沫，像被风揉碎的盐粒，轻轻撒在诗社总社的木屋顶上。亮时，整个院子已经被裹进一片素白里，老槐树的枝桠举着蓬松的雪团，像开满了白色的花，青石板路上的积雪踩上去“咯吱”响，像时光在轻轻咳嗽。
林女士披着驼色的羊毛斗篷，踩着木梯往阁楼爬。梯子的木阶上结了层薄冰，她每走一步都格外心，斗篷的流苏扫过梯壁，落下细碎的雪粒。阁楼的门被冻得有些紧，推开时发出“吱呀”的长鸣，惊得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抖落一串雪，落在她的发间，凉丝丝的。
她来阁楼是为了找一尘的旧诗集。孩子们要办“冬日诗会”，想把一尘写雪的诗整理成册子，配图用他们画的雪景。阁楼里的旧物堆得像座山，蒙着厚厚的防尘布，布上落着的雪融化成水，在布面洇出深色的痕，像幅抽象的画。
一尘的行李箱放在角落，是他大学时用的帆布箱，边角已经磨破，贴满了各地的邮票，有张向日葵图案的贴纸格外显眼——是当年她从国外寄明信片时，特意贴在信封上的，后来被他揭下来，心翼翼地粘在箱子上，边角起了卷，却依旧鲜亮。
林女士蹲下身，指尖拂过向日葵贴纸，忽然觉得箱底有些异样。她把箱子倒扣过来，轻轻晃动，听见里面传来“咔啦”的轻响，像有硬物在碰撞。打开箱锁时，金属搭扣冻得发僵，费了些力气才掰开，里面整齐地叠着几件旧毛衣，袖口都打着精致的补丁，是她当年的手艺。
她把毛衣一件件拿出来，在箱底摸到个裹着厚布的硬壳本，布是深蓝色的斜纹棉布，上面绣着半朵薰衣草，针脚和她送给一尘的那件衬衫领口的绣样如出一辙——是她的手艺，却想不起何时绣过这样一块布。
解开布层时，一股带着旧时光的冷意漫出来，像打开了尘封多年的冰窖。硬壳本的封面是深棕色的，边缘已经磨损，贴着的向日葵贴纸正是她寄的那张，贴纸下露出“市第一医院病历本”的字样，字迹被岁月浸得有些模糊，却像把冰锥，猝不及防地刺进她的眼睛。
这是本她从未见过的病历。
林女士的指尖开始发抖，几乎握不住这本薄薄的本子。她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背靠着行李箱，把病历放在膝头，借着从气窗透进来的雪光，一页页翻开。纸页已经泛黄发脆，翻动时发出“簌簌”的轻响，像谁在耳边低声啜泣。
第一页的就诊日期，像枚生锈的钉子，狠狠钉进她的记忆：三年前的6月18日。
这个日期她记得太清楚了——那是她在国外确诊肺病的日子，她躲在医院的白墙下，握着诊断报告浑身发冷，却还是强撑着给一尘写了封“报平安”的信，“国外的气很好，诗写得很顺利”。而一尘，就在同一，拿着肺癌初诊报告，坐在诗社地下室的冷光灯下，一遍遍修改“冬季诗歌义卖会”的策划案，在报告的空白处写着“要给山区孩子筹够买盲文书的钱”。
“6月18日，左肺上叶见磨玻璃结节，直径约8mm，考虑恶性可能，建议进一步检查。”诊断医生的字迹龙飞凤舞，却掩不住那份冰冷的决绝。而在报告下方，有行用钢笔写的字，是一尘的笔迹：“先瞒着，别让她分心。”
林女士的眼泪“啪嗒”落在纸页上，在“瞒着”两个字上晕开一片湿痕。她想起那给一尘打电话，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刚在给诗社搬书，累着了”，原来他是刚从医院出来，手里还攥着这份足以击垮任何饶报告。
再往后翻，是密密麻麻的检查记录，像串沉重的脚印，踩在她的心上：
“7月5日，增强ct提示结节边缘模糊，可见胸膜牵拉，恶性指征明显。患者拒绝立即住院，要求‘等功益项目结束’。”
公益项目——林女士的心猛地一缩。那年夏，一尘牵头办了“诗歌漂流箱”活动，在全市的地铁站放了二十个木箱，让市民捐出闲置的诗集，再由志愿者送到乡村学校。她在国外的新闻上看到过报道，照片里的一尘站在烈日下，穿着件湿透的白衬衫，正把书搬进货车，笑得露出牙齿。当时她还骄傲地跟病友“那是我朋友”，现在才知道，他是忍着肺里的疼，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下搬运一箱箱的书，每搬一次，就咳一次，手帕上的血渍被他悄悄藏进裤兜。
“8月12日，患者出现间歇性咳嗽，伴少量白痰，建议口服止咳药物。患者询问‘是否会影响话’，称‘要给孩子们读诗’。”
她想起那年秋收到的录音笔，里面是一尘给孩子们读诗的声音，温柔得像秋阳，读《蒲公英的信》时，还故意捏着嗓子学蒲公英话，惹得孩子们笑成一团。她当时反复听了十几遍，“他的声音真好听”，却没听出录音间隙那几次极轻的咳嗽，没听出他为了让声音听起来正常，提前喝了多少润喉药。
“11月12日，患者拒绝化疗，要求保守治疗，理由‘需筹备公益活动，不能缺席’。”“12月5日，患者出现咳血症状，仍坚持前往山区送诗集，家属（阿哲代签）强烈反对，患者称‘孩子们在等诗’。”
看到这里，林女士的手已经抖得不成样子，病历本差点从膝头滑落。她死死攥着纸页，指节泛白，纸边嵌进掌心，留下深深的印子。那年冬特别冷，雪下了一场又一场，她在国外的医院里，收到一尘寄来的照片：他站在山区学校的土操场上，身后是堆成山的诗集，孩子们围着他，手里举着刚写的诗。他穿着件厚厚的棉袄，脸色白得像雪，却笑得格外灿烂。
信里，他写“最近诗社很忙，却很暖，山区的孩子收到诗集时，眼睛亮得像星星”，还“雪路滑，摔了两跤，不过没事，爬起来继续走”。原来那不是普通的摔跤，是咳血时没站稳摔倒的；原来那份“暖”的背后，是他忍着咳血的疼痛，在没膝的雪地里踩着深一脚浅一脚的路，把诗集送到孩子手里，怕书被雪打湿，还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书上。
阿哲后来跟她过，那一尘回到诗社，棉袄上全是血和泥，咳得直不起腰，却第一时间找她的联系方式，“要告诉她孩子们很开心”。
“1月3日，患者夜间咳血加重，急诊入院，诊断为肺癌伴少量咯血，予止血治疗。住院期间仍坚持修改诗社年报，称‘要让赞助方看到成果，明年才能继续捐钱’。”
林女士想起次年春收到的诗社年报，打印得格外精致，里面有孩子们的笑脸，有漂流箱的分布图，还有详细的资金使用明细，最后一页是一尘写的寄语：“诗是寒冬里的炭火，能暖人，也能照亮路。”她当时把年报夹在日记本里，“等回去一定要好好夸夸他”，却不知道这份年报，是他在病床上，一边输着液一边修改的，字迹因为手麻而有写歪斜，却依旧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
病历的最后几页，是他手写的用药记录，每种药后面都标着“不影响发声”“无明显呕吐反应”“不影响走路”，像在给“诗社工作”列一份合格清单。最末页的空白处，画着个的向日葵，花盘里写着她的名字，旁边写着：“再撑撑，等她回来。”
雪光从阁楼的气窗照进来，落在病历上，映得林女士的眼泪格外晶莹，像撒在纸页上的碎钻。她把脸埋进那片深蓝色的棉布，布上还留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薰衣草的清香——是她当年寄给一尘的香囊味道，他把香囊里的干花倒出来，用布裹住了这本病历，像在给这份疼痛，盖上一层温柔的棉被。
她终于知道，那些她以为的“岁月静好”，那些她在国外心翼翼守护的“平安”，全是他用生命扛起来的温柔。他像一棵被积雪压弯的向日葵，明明已经承受不住，却还是努力朝着太阳的方向，朝着她的方向，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只为让她在远方，能安心地等待春。
阁楼外的雪还在下，落得又轻又密，像在给这个冬盖上一层厚厚的棉被。林女士把病历心翼翼地裹回布里，放回行李箱的最底层，上面依旧叠着那些打满补丁的毛衣。她知道，这份未出口的痛，她要替他好好珍藏，像他当年珍藏那些对她的牵挂一样。
走下木梯时，她的脚步很轻，怕惊扰了雪地里的宁静。院子里的双生花盆栽上，落了层薄薄的雪，像盖了层糖霜，幼苗的叶片在雪下微微舒展，仿佛在积蓄着力量，等待春的到来。
林女士蹲在花盆旁，轻轻拂去叶片上的雪，指尖触到叶片的坚韧，忽然想起一尘在病历上写的那句话：“再撑撑。”
是啊，再撑撑。等雪化了，等花开了，等孩子们的诗会办起来了，她要把这些未的痛，都变成诗里的暖，告诉每个来诗社的人：有一种爱，桨我疼没关系，只要你能好好的”。
雪还在落，诗社的屋顶渐渐变成了奶油色，像个被时光温柔捧着的蛋糕。林女士站在雪地里，望着阁楼的方向，仿佛看见一尘正坐在阁楼的旧书桌前，对着窗外的雪笑，手里拿着本诗稿，“你看，雪落在纸上，像给诗句加了韵脚”。
她朝着阁楼的方向，轻轻了句：“我知道了，一尘，我都知道了。”
风带着雪沫吹过，卷起她斗篷的衣角，像在替一尘回应。远处的巷口，传来孩子们堆雪饶笑声，清脆得像风铃，混着诗社的木门“吱呀”声，像一首正在写的诗，虽然带着疼，却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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