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庆，唐代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活跃于武则执政时期，因手刃杀父仇人、引发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经典论战而名留青史。他的生平虽无详尽史料记载，但其为父复仇的壮举与案件引发的思想碰撞，成为后世探讨情、理、法平衡的重要范本，承载着儒家伦理与封建法制的深层博弈。
徐元庆出身平民之家，其父徐爽曾为地方吏，后遭时任县尉的赵师韫无辜杀害。古代社会“父之仇弗与共戴”的儒家礼教观念，深深植根于民间伦理，父亲的惨死让徐元庆立下复仇之志。为避人耳目，他隐姓埋名，辗转投身于京畿要道的驿站之中担任仆役，耐心等待复仇良机。下邽地处长安与洛阳之间的交通枢纽，公文传递、官员往来频繁，已升任御史的赵师韫作为朝廷监察官员，必然会有途经簇并在驿站留宿的机会。徐元庆凭借过饶隐忍与谋划，在驿站中潜伏多年，始终未放弃复仇的决心，其蛰伏之举既彰显了孝道的坚定，也暗藏着对司法不公的无声抗议。
武周授年间，时机终至。赵师韫因公途经下邽，果然入住徐元庆所在的驿站。徐元庆趁其不备，亲手将其斩杀，了却复仇心愿。与寻常凶犯不同，他并未逃亡，而是主动前往官府自首，坦陈复仇始末，神情大义凛然，毫无惧色。此案一经发生，立刻引发轩然大波：一方面，徐元庆为父报仇的行为契合《礼记》职父仇不共戴”的礼教准则，深得民间舆论同情；另一方面，他斩杀的是朝廷命官，且案发于京畿重地，公然挑战了封建国法与皇权权威，如何处置成为摆在武则面前的棘手难题。
武则起初倾向于遵循礼教传统赦免徐元庆，以顺应民心、彰显仁政。然而，时任左拾遗的陈子昂却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复仇议状》中力主“礼法兼顾”，主张“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先依法判处徐元庆死刑以维护国法尊严，再对其孝行予以表彰以彰显礼教精神。这一“先诛后旌”的折中方案，既顾及了封建法制的权威性，又不违背儒家伦理的核心诉求，恰好契合了武则巩固统治的政治需求，最终被采纳实施，徐元庆伏法而死，其孝行则被朝廷公开褒扬。
百余年后的中唐时期，徐元庆案再度被翻出，引发新一轮思想论战。文学家柳宗元撰写《驳复仇议》，尖锐批判陈子昂的主张，认为“既诛且旌”是“渎刑坏礼”的矛盾之举。他提出礼法本质同源，目的都是“防乱止暴”，若父亲确系含冤被杀，复仇则合礼合法，应予以赦免；若父亲罪有应得，复仇便是抗法逆上，当依法严惩，绝不可赏罚并校柳宗元的观点直指案件核心——司法公正的前提是理清是非曲直，而非简单的礼法折郑同期大儒韩愈则从程序正义出发，在《复仇状》中主张此类重大案件应上报尚书省集体商议后由皇帝定夺，将最终裁决权归于皇权，以实现“经律无失其指”。
徐元庆的一生，虽以复仇伏法落幕，却成为撬动中国古代礼法思想演进的关键支点。他并非主动挑战秩序的叛逆者，而是封建时代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其复仇之举既是个人孝行的极致体现，也是底层民众寻求正义的无奈选择。而围绕此案的百年论争，从陈子昂的礼法折中，到柳宗元的礼法合一，再到韩愈的程序规范，本质上是封建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对“情与法”“礼与治”关系的持续探索。
此案的价值远超个体命运本身：它揭示了封建时代礼法冲突的必然性，推动了后世司法实践中对“原情定罪”原则的重视，即在依法断案的同时兼顾社会伦理与民众情福徐元庆的名字之所以能跨越千年被铭记，不仅因其孝勇之举，更在于他的事迹成为后世反思法治与德治关系的永恒范本，见证着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对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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