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20日：雅加达的晨光
波音707客机掠过巴厘巴板湾时，王世杰望着舷窗外翻涌的云海，指尖摩挲着西装内袋里的永高公司授权书。身旁的助理展开印尼地图，红笔圈出凯悦酒店所在的沙努尔海滩：“当地代理已确认，地契存放在雅加达的渣打银行保险柜。”
正午的雅加达国际机场热浪灼人。王世杰戴着墨镜穿过海关，两名西装革履的印尼籍律师早已等候在VIp通道。黑色轿车驶入独立大道时，司机指着车窗外林立的棕榈树：“苏哈托总统刚宣布开放外资酒店业，先生来得正是时候。”
渣打银行保险库的交割
下午三点十七分，保险库厚重的铁门在液压装置作用下缓缓开启。永高公司印尼分公司代表哈迪递来檀木盒，里面装着镀金钥匙：“按照协议，凯悦酒店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权已转移至王先生名下。”
王世杰将授权书递给随行的会计师陈炳坤。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人翻开地契，用放大镜仔细核对土地编号与面积：“1963年签署的租契，剩余年限37年，可续签两次。”他用钢笔在勘验记录上画下勾号，“海滩延伸线标注清晰，没有产权纠纷。”
哈迪点燃丁香烟，烟雾中露出微笑：“去年有日本财团想收购这块地，出价是永高公司收购价的两倍。”
“但他们没算到旅游部长会在今年放宽外资持股比例。”王世杰将地契收入防水公文包，“麻烦安排明去沙努尔实地勘察。”
沙努尔海滩的午后
次日清晨，吉普车碾过椰林道，沙砾在轮胎下发出细碎声响。凯悦酒店的白色建筑群在浪花声中逐渐清晰，泳池边的躺椅上还留着雨季的斑驳痕迹。当地经理匆匆赶来，用带着巴厘岛口音的英语汇报：“台风季结束后，已有三家欧洲旅行社预订了明年旺季的客房。”
王世杰蹲下身抓起一把细沙，阳光穿过指缝落在地契复印件上。陈炳坤打开便携式计算器，快速敲击按键：“按当前汇率，土地估值约合4800万港元，比永高公司账面价高出32%。”
“留着做抵押。”王世杰站起身，拍掉裤腿上的沙粒，望向远处正在修建的机场跑道，“等泛美航空开通直飞航线，这里的地价会翻倍。”
傍晚的返程航班
暮色浸染爪哇海时，王世杰在机场贵宾室接到香港来电。助理的声音带着兴奋：“王生，希尔顿酒店11月入住率比预期高7%！”
“让餐饮部增加印尼菜选项。”他望着窗外即将起飞的波音客机，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凯悦地契的牛皮封套，“把巴厘岛的椰子树和沙滩，变成香港客饶下午茶谈资。”
飞机升入平流层时，陈炳坤递来最后一份文件：“印尼法律允许境外注册公司持有地产，我们可以在巴拿马设立特殊目的公司——”
“就用‘东方地平线’做名称。”王世杰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香港中环的希尔顿酒店与巴厘岛的白色沙滩，两处地标在资本的经纬线上逐渐重叠，“记住，所有资产的折旧计算，从今开始。”
这场横跨赤道的行程耗时48时，却让王世杰的商业版图从维多利亚港延伸至印度洋海岸。当他的皮鞋再次踏上香港启德机场的柏油跑道时，公文包里的两份地契仿佛带着不同纬度的阳光——一份浸透了中环的铜臭味，另一份裹着南洋的海盐气息，却同样在会计师的报表上，化作可以精确计算的资产增值曲线。
1970年12月1日：中环写字楼的揭牌时刻
香港中环毕打街12号，红绸布在晨风中扬起时，王世杰握着鎏金剪刀的手顿了顿。“东方置地集团”的铜牌在阳光下折射出冷光，“置地”二字刻意与怡和洋行旗下置地公司形成微妙呼应。助理递来的香槟杯里，气泡正急促向上攀升，一如他过去一个月里密集签署的法律文件。
董事会会议室的资本布局
十一点十七分，第一次董事会在顶楼会议室召开。王世杰将希尔顿酒店与凯悦酒店的地契副本推至会议桌中央：“集团旗下设立两家子公司——‘港岛酒店投资’与‘南洋地产开发’，分别持有香港与巴厘岛资产。”他看向坐在对面的普华永道代表纽曼，“请贵行担任财务顾问，完成集团架构的税务优化。”
会计师翻开黑色笔记本，钢笔尖在“离岸公司”一栏画圈：“建议在利比里亚注册控股公司，通过香港子公司持有物业，可规避双重征税。”他推过一份《资本利得税筹划方案》，“酒店折旧费用可抵扣利润，预计首年节税超三百万港元。”
汇丰银行的银团贷款谈判
午后的汇丰总行大厦，王世杰与信贷经理隔着桃花心木桌对峙。“两亿港元贷款，”经理转动着钢笔，“需要同等价值的抵押物。”
“用希尔顿酒店的土地使用权作抵押，”王世杰打开公文包，露出最新的资产评估报告，“按中环地价年涨幅8%计算，一年后抵押物估值将超过贷款金额。”他顿了顿，“另外，巴厘岛凯悦酒店的未来收益权，也可以纳入担保范围。”
经理挑眉：“东南亚政局不稳，那边的资产估值——”
“所以我会在雅加达设立分行，”王世杰递上印尼投资许可证复印件，“东方置地将成为首家在印尼拥有实体办公室的华资地产公司。”
跨年夜的集团雏形
1970年12月31日午夜，维多利亚港的烟火映红了东方置地的玻璃幕墙。王世杰站在办公室落地窗前，俯瞰着希尔顿酒店屋顶的霓虹灯。助理抱来一叠文件：“巴拿马公司注册完成，‘东方地平线’将持有凯悦酒店51%股权；香港公司完成增资，注册资本增至一亿港元。”
会计师陈炳坤呈上年度财务简报：“两家酒店总资产估值达3.1亿港元，负债率控制在45%以内。”他指着资产负债表上的“在建工程”栏目，“希尔顿酒店东侧停车场改造项目，已通过工务局审批。”
王世杰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地产+酒店+资本”三个词，用箭头连成三角：“明年的目标，是让集团市值翻倍。”他摸出钢笔，在“酒店”一词旁画了颗星——那是他留给未来的注脚，当希尔顿酒店的地块未来竖起摩大楼时，这个三角架构将成为资本腾挪的核心枢纽。
至此，从单一个体收购到集团化运作的蜕变完成。东方置地不再是单纯的资产持有者，而是成为拥有跨境资本架构、税务筹划模型与资产运营策略的商业实体。当1971年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中环时，王世杰办公桌上的集团组织架构图里，每一个子公司代码背后，都是会计师报表上精确计算的资本齿轮，正按照他设计的轨迹，开始缓慢而坚定地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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