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的南京，春寒料峭中透着一股诡异的喜庆。新街口挂满了青白日满地红旗，仔细瞧却能发现旗子下方多了一条写影和平反共建国”的黄色三角飘带。卖桂花糕的贩阿四扯着嗓子吆喝，突然压低声音对老主顾嘀咕：“瞧见没？这旗子像不像原配夫人硬被塞了个姨太太的名帖？”路过的市民们低头疾走，唯有76号的特务们穿着崭新制服，趾高气扬地巡视着这场精心编排的“还都典礼”。
汪兆铭在励志社大礼堂对着麦克风演讲时，窗外恰好掠过一群惊鸟。他扶着金丝眼镜的手微微颤抖，演讲稿上“曲线救国”四个字被汗水洇湿。坐在前排的日本顾问影佐祯昭微笑着鼓掌，藏在桌下的手却数着怀表秒针——汪先生超时了三分钟。
一、魔窟里的滑稽戏
西流湾8号周佛海公馆的周末舞会，永远飘着法国香槟与江苏大烟土的混合气味。财政部长穿着燕尾服搂着当红歌女旋转时，总要对着宾客们诉苦：“诸君可知上海米价已涨至法币三百元一石？”话音刚落，管家捧着镀金托盘呈上刚印发的“中储券”，周部长顺手抽出两张塞进歌女旗袍襟口，动作娴熟得像在给自动玩偶上发条。这时乐队奏起新编的《夜上海》，舞池里的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就在三条街外，排队买米的市民已经挤垮了一家杂货铺的柜台。
真正的好戏在宁海路74号上演。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端着龙井茶走进刑讯室，受刑的军统特务正被绑在老虎凳上唱《四郎探母》。李主任摆手制止行刑，亲切地替对方擦汗：“戴笠每月给多少大洋？兄弟我出三倍。”见对方不语，他突然掀开绒布，露出满桌金条和一张《申报》头版——上面赫然登着该特务老母亲寻人启事。当夜军统站便少了位骨干，76号多了个李科长。这个新晋的李科长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晚的龙井茶真香，香得让人想哭。”
最精彩的当属汪夫人陈璧君的“瓷器政治学”。某日她召见江西官员，指着景德镇进贡的青花瓷瓶训话：“诸君看这釉色，就像和平运动，表面光滑还得胎骨结实。”转头却对心腹冷笑：“上海银行保险柜里存着同样款式十二个，摔碎一个补一个，这才叫长治久安。”据有位官员当场赞叹：“夫人高见，这瓷器经摔！”第二就被调去管档案。知情者私下议论：“瓷器可以摔，真话不能啊……”
二、夜宴风波录
民国三十一年重阳节，汪公馆宴会上演了经典一幕。日本陆军中将松井带着清酒来访，汪先生忙命人温酒。松井却指着酒壶上的樱花纹样：“就像大日本帝国守护着贵政府。”陈璧君突然笑着拍手：“将军得妙！这锡制酒壶好比中国，里面的热酒才是灵魂。”着故意碰倒酒壶，滚烫的清酒在松井裤裆漫开一朵“樱花”。满座宾客噤若寒蝉时，周佛海举杯打圆场：“夫人这是在演示中日热流交融啊！”事后厨师长被辞退，罪名是“摆放酒壶不稳”。
这场闹剧过后七，苏州清乡委员会呈报“歼匪三千”的战绩。实际却是把荒坟里的白骨堆成山拍照，连当地老农都指着照片嘀咕：“我爷爷的棺材板咋上了新闻画报？”更讽刺的是，清乡委员会为此申请的特别经费，足够重建三个被战火摧毁的村庄。会计科长在账本备注栏里悄悄画了个骷髅头，后来这个细节成了审判时的关键证据。
与此同时，南京城里流传着“三不知师长”的趣闻：伪军某师长章兆直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枪，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他的部队花名册上永远写着满编三千，实际却不足八百。有次日军视察，章师长急中生智，让同一个连队换了三次服装在校场来回走，居然蒙混过关。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演了一出好戏，只是不知观众是谁……”
三、暗流十八拍
伪中央储备银行地下室深夜总传出算盘声。职员们忙着把法币捆扎成墩，周佛海亲自在账本上写打油诗：“法币兑得中储券，恰似烂梨换蜜桃。若问银根何处去，东瀛船来十箱宝。”最后一箱运来的却是印着“大日本昭和造币局”字样的铜模。当时上海流传着一个笑话：买米要用麻袋装钱，后来发现麻袋比钱还值钱。有个市民扛着三麻袋钞票去买米，走到半路麻袋被偷了，偷留下字条：“多谢麻袋，钱已倒进黄浦江。”
真正掌握经济命脉的是吴四宝的“特工贸易”。他的卡车队挂着太阳旗穿梭江浙，回来时满载桐油、猪鬃，出发时装着烟土和奎宁。某次在常熟被抗日游击队伏击，吴队长躲在咸菜缸里逃过一劫，事后却向日军报告“击溃土匪百余人”。清乡司令部长官看着呈报的战利品清单直挠头：“怎么缴获的汉阳造比重庆兵工厂年产量还多？”后来查证，那些枪支都是吴四宝从黑市收购的旧货，专门用来充作战利品。
教育部的闹剧更令人啼笑皆非。修订的《历史教科书》把岳飞改成“破坏民族融合的军阀”，文祥成了“阻碍东亚共荣的顽固分子”。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考试时集体交白卷，试卷背面用隐形墨水写着岳武穆的《满江红》。监考的日本顾问气得直拍桌子，中国籍教授却慢条斯理地：“学生们的墨水质量不好，可见物资匮乏啊……”
四、危楼风雨骤
民国三十二年大年初一，汪兆铭在颐和路公馆晕厥。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年旧伤引发的铅毒症”，陈璧君却盯着医生药箱上的蛇徽标志发呆——那蛇像极了她昨夜梦见的绳索。公馆里的佣人们私下议论，夫人最近总在半夜惊醒，非要让人把所有的绳子都收起来。
此时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正在上演最后的狂欢。李士群吃着日本厨师做的河豚刺身，突然对副手：“这河豚像不像我们？有毒时人人惧怕，处理干净后反成珍馐。”三个月后他在苏州暴毙，尸检报告写着“肉毒杆菌中毒”，坊间流传的版本却是“日本顾问送了带菌的牛肉饺子”。出殡那，76号的特务们排成长队，有人悄悄数了数，比上个月又少了十几个熟面孔。
最讽刺的谢幕发生在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里，汪先生临死前挣扎着要写遗诏，日本护士递来的却是《中日同盟条约》修订稿。他最后看见的或是民国二十四年南京中央党部那枚射入脊椎的子弹，或是中山舰上孙中山先生病榻前那盏昏黄的灯。据在场人员回忆，汪先生临终前反复念叨着“误入歧途”四个字，但日记本上最后写下的却是“无可奈何”。
尾声：荒诞镜鉴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周佛海在南京寓所收听东京广播时，不心碰翻了青瓷茶杯。茶水浸湿了刚写好的《致重庆反正书》，墨迹晕染成戴笠的回电：“船已备妥，望速启程。”他苦笑着对镜子系领带，突然发现领结像极了绞刑架的绳套。这时电话铃声大作，接线生重庆方面来电询问“何时启程”，周佛海望着窗外的梧桐树，轻轻了句：“秋来了……”
而南京市民们此刻正聚在秦淮河边，把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折成纸船放入河郑卖桂花糕的阿四指着顺流而下的“中储券”船队笑道：“这下真成了纸船明烛照烧咯！”有个孩子问母亲：“这些纸船要漂到哪里去？”母亲望着东流的河水，低声：“去它们该去的地方。”
历史终究如老城南那面被弹孔凿穿的照壁，阳光穿过窟窿，在地上映出万千斑驳的光影。有人在光影里看见国仇家恨，有人读出时代悲喜剧，更精明的古董商则琢磨着哪把照壁拆了卖钱——毕竟乱世里，连荒诞都能论斤称两。只有那卖桂花糕的阿四，每依旧在新街口吆喝，只是再也不和人议论旗子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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