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这首源自迦南、糅合了东西方思想困惑与追求的歌曲，如同插上了无形的翅膀，迅速越过地中海，在西方各国的宫廷、市集与学者书斋中流传开来。其歌词中蕴含的对现实与理想、强权与公义、继承与自我实现的深刻悖论，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心中，激起了迥异的波澜与回响。而在日耳曼尼亚，尤其是在那位已整合高卢、手握重兵的元帅伽尔巴心中，这首歌更像是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彻底唤醒了他血脉深处沉睡的力量。
一、 日耳曼的解读：铁与血的祖国定义
对于素来崇尚勇武、重视血缘与土地，且政治结构尚带浓厚部落联盟色彩的日耳曼诸部而言，《两个世界》中关于“现实世界”遵循“漠然法则”的描述，非但没有引起反感，反而被视为一种冷酷的真理。他们鄙夷软弱，信奉力量与征服。
而歌词中最触动他们心弦的，无疑是那句：“在这里，有亚伯拉罕做父亲是没用的，有十七个祖宗也没有用……而想要劳作的人，则生产出自己的父亲。”
日耳曼的战士们和首领们，以一种近乎本能的直白方式理解了这句话。他们将其诠释为：“荣耀不靠继承，疆土不靠赐予！哪里我是征服者，是统治者，是让土地结出果实、让法令得以推行的人，那里就是我的祖国！我就是这片土地新的‘父亲’！”
这种理解，将“生产出自己的父亲”这一充满哲学思辨的隐喻，彻底具象化为对领土、权力和自身族群认同的主动塑造。它极大地煽动了日耳曼人骨子里的扩张欲望和民族自豪感，为他们向四方（无论是衰落的罗马，还是东方的斯拉夫土地，或是南方的意大利）的征伐，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合理化依据。一首歌，竟成了凝聚日耳曼扩张意识的战歌。
二、 伽尔巴的重燃：侵略性与正义感的交织
这股思潮，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日耳曼尼亚的实际统治者伽尔巴耳郑这位曾与赵桓签署《巴黎协议》、展现出一定政治实用主义的元帅，其内心深处，从未真正熄灭过日耳曼英雄时代传承下来的熊熊火焰。
当《两个世界》的歌词，特别是日耳曼饶那种解读传入他的帅帐时，伽尔巴沉默了。他屏退左右，独自立于巨大的欧陆地图前，目光深邃。
侵略性的复苏：歌词职落在谁的手里就是谁的”、“那有着世界之宝藏的人，他就是拥有这些宝贝，不管他是怎样得到它们的”，如同战鼓般敲打在他心上。他想到了罗马元老院对他的猜忌与制约，想到了莱茵河对岸那些富庶却防御松弛的罗马行省，想到了北方广袤无主（在他看来）的森林与平原，更想到了东方那传中蒙古人留下的权力真空……一股久违的、开疆拓土的强烈欲望，如同岩浆般在他胸中奔涌。“凭什么罗马人可以躺在祖先的功业上享受，而我日耳曼的勇士，就要被束缚在这片土地上？” 他内心的猛兽在咆哮。
正义感的点燃：然而，伽尔巴并非纯粹的野蛮征服者。他与大宋的接触，与维吉尔（代表罗马法治理念）的合作，都让他对“秩序”和“正义”有了更深的理解。歌词中关于“精神世界”的“神圣秩序”——“雨点并非同时既落在公正者头上也落在不公正者头上”——深深触动了他。他渴望的征服，并非蒙古式的纯粹毁灭与掠夺。他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要建立一个属于日耳曼饶、更强大、更公正的新秩序！一个能让他的族人在阳光下昂首挺胸，让法律取代强权，让劳作真正换来面包与荣耀的“新世界”！ 这种将侵略性与某种“正义”使命感结合的构想，使得他的野心变得更加危险，也更具凝聚力。
三、 新的战略与抉择
伽尔巴召来了他最信任的将领和幕僚，其中也包括代表罗马秩序的维吉尔。他没有直接提及那首歌，而是指着地图，声音沉雄而充满力量：
“诸位，这个世界，正在重新划分。东方的巨人（指大宋）已然觉醒，南方的老狮子（指罗马）爪牙渐钝，东方的风暴（指蒙古）暂时西移……这是我们日耳曼饶时代！”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但我们不能像强盗一样，只知破坏。我们要征服，更要建设！我们要让被征服的土地，因我们的到来而变得更加富庶、更有秩序！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能让子孙后代为之骄傲的帝国，而不是一片堆满骸骨的废墟！”
维吉尔眉头微蹙，他听出了伽尔巴话语中那难以抑制的扩张冲动，但也捕捉到了其中对“秩序”和“建设”的强调。这让他感到一丝复杂，既担忧又怀有一线希望。
伽尔巴最终下令：加强军备，密切监视罗马动向，同时派遣更多使者与商人向东，不仅要了解蒙古的虚实，更要设法与大宋建立更直接、更深入的联系。“我们需要东方的智慧，也需要东方的货物。”他意味深长地。
《两个世界》的歌声，如同一个引信，重新点燃了伽尔巴血脉深处的侵略性与正义福这股被点燃的力量，将不再满足于偏安一隅。它渴望在欧陆乃至更广阔的舞台上，实践其“以征服开创，以秩序守护”的独特理想。西方世界的政治平，因这首来自东方的歌谣，开始发生新的、难以预测的倾斜。日耳曼的战车，在思想的催化下，即将再次启动，其方向，或将改变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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