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元“仪凤”的诏书，如同投入已然冰封的湖面，虽未立刻激起万丈波澜，但那无形的震波，却迅速传递至帝国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在朝堂内外引发出姿态各异的涟漪。
首先是洛阳与长安两京的官场。诏书抵达之日，各级官署门前便挤满寥待抄录邸报的胥吏与热衷打探消息的低阶官员。当“凤凰来仪”、“圣嚷被”、“母仪下”等字眼清晰映入眼帘时，短暂的惊愕过后，便是一阵心照不宣的骚动。
不过数日，如同约定好一般，来自各部、寺、监乃至地方州县留守官员的贺表，便如同雪片般飞向洛阳宫与长安大明宫。这些贺表大多辞藻华丽，极尽颂圣之能事。有的引经据典，从《尚书》、《礼记》中寻找祥瑞的理论依据，论证“仪凤”年号的正当性与神圣性；有的则紧密结合时政，将“凤凰来仪”与武媚近年来推行的《建言十二条》、整饬吏治（尽管手段酷烈）等“新政佳绩”强行关联，称此乃“后盛德，感格上”的明证，是帝国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北门学士及其门生故吏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贺表不仅文采斐然，更在字里行间巧妙地将祥瑞的“功绩”大半归于武媚，其攀附迎合之意，昭然若揭。
然而，在这片看似众口一词的颂扬声中，却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沉默与低语。
某位以耿直着称、已致仕在家的前御史大夫，于自家书房中接到门生送来的邸报抄本，只看了一眼，便将其掷于案上，对侍立一旁的儿子冷笑道：“凤凰？哼！贞观年间，关中蝗灾，太宗陛下亲吞蝗虫，曰‘宁食朕之肺腑，勿损百姓稼穑’，遂得佑，蝗灾自消。那才是真祥瑞，真德行！如今边镇不宁，吐蕃屡犯，关内尚有饥民流徙，不思务实安民，却搞这些虚凤假荒伎俩，粉饰太平，岂是圣君贤后所为？” 老人须发皆张，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却也只敢在这私密空间内一吐为快。
一些尚在朝症却对武媚专权及新政酷烈手段心怀不满的清流官员与宗室子弟，则在公开场合保持缄默，贺表也写得中规中矩，绝不额外添彩。私下聚会时，则难免交换着忧虑的眼神。
“狄兄，对此‘祥瑞’，何以教我？” 一位与狄仁杰交好的官员，趁着四下无人，低声问道。
狄仁杰神色平静，目光扫过官衙外灰蒙蒙的空，缓缓道：“降异象，固可喜贺。然，为政之本，在于律法清明，在于民生安泰。若祥瑞能令上下同心，共克时艰，自是美事。若仅流于形式，徒耗民力以奉承上意，则恐于国无益，反滋浮夸之风。” 他话语谨慎，未直接指斥，但那“流于形式”、“徒耗民力”数字，已隐隐点出了其心中隐忧。他深知，在这敏感时刻，任何对祥瑞的公开质疑，都可能被视为对后“命”的挑战，招致灭顶之灾。
而更多的中层官员，则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随大流上表称贺，内心却并无多少波澜。他们更关心的是自身的官位、考评，以及如何在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朝局中，找到最安全的立足之地。祥瑞与否，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又一道需要心应对的政令风声罢了。
于是，在这“仪凤”元年的开端，帝国的朝堂之上，呈现出一幅奇异的图景：表面上是万众一心、歌功颂德的喧闹景象，仿佛真有一只华美的凤凰，栖息于大唐的殿宇之上，带来无限光明；而在这华美羽翼的阴影之下，怀疑、忧虑、愤懑与冷漠，却如同地底的暗流，在无人察觉的角落，悄然涌动着。这人心，远非一道改元诏书所能轻易维系和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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