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方过，长安城东北的春明门外，已是旌旗招展，甲胄森然。子东巡的庞大仪仗，如同一条缓缓苏醒的巨龙，匍匐在晨曦微光之中，散发着威严而肃穆的气息。
前列是高举着五色旗、青龙白虎旗、以及诸多象征帝王威仪的幡、幢、旄的骑士，衣甲鲜明，在初升的日光下反射着冷冽的光泽。紧随其后的是手持各式兵仗、弓弩的宫廷禁卫，步伐整齐划一，铁靴踏地之声沉闷而富有节奏，震得官道旁的尘土微微颤动。再往后，才是子所衬玉辂，金根车，以及随行的诸多王公、重臣的车驾，浩浩荡荡，蜿蜒数里，望不到尽头。
李治身着常服，外罩一件御风的披风，在内侍的搀扶下，登上了那辆最为宽敞华丽的玉辂。他面色依旧苍白，但精神似乎因这即将的行程而略好了些，只是登上车驾时，那微微的喘息和倚靠内侍的动作，依旧泄露了龙体的虚弱。
太子李弘则乘坐着一辆规制稍次、但同样彰显储君身份的金辂，紧随在玉辂之后。他端坐车中，透过微微掀起的锦帘，望着窗外那熟悉的长安城廓在视野中渐渐远去，心中百感交集。有脱离母后直接掌控、得以呼吸一口自由空气的释然，有对父皇病体的担忧，更有对即将在洛阳接触核心政务的隐隐期待与志忑。
銮驾启动，沿着宽阔的官道，向着潼关方向迤逦而校车轮滚滚，碾过被无数车马行人磨得光滑的石板路，发出持续而单调的声响。
行至途中，李治传召李弘至玉辂中叙话。
李弘恭敬地登上玉辂，车内宽敞，铺设着厚厚的软毯，设有书案，甚至还备着几卷书册和温着的药盏。李治半靠在软枕上，示意他在对面坐下。
“弘儿，”李治的声音带着旅途的疲惫，却努力维持着温和，“你看这关中山河，沃野千里，民户繁盛。可知我李氏先祖，是如何在此开创基业，又何以要营建东都洛阳吗？”
李弘正襟危坐，略一思索，谨慎答道：“回父皇，关中形胜，乃四塞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故高祖、太宗皇帝定都于此，以据下之郑然则，自魏晋以降，经济重心渐移，关东、江南物阜民丰，漕运维系长安，耗力巨大。且关中屡经战乱，地力有所损耗。营建东都，既可便利接纳东南财赋，控扼山东、江淮，亦可作为万一之备，分散风险，巩固国本。”
他的回答引经据典，条理清晰，显然平日用功甚深。
李治微微颔首，眼中露出一丝欣慰：“不错，能见于此，可见你平日并未荒废学业。然则，知易行难。治理这万里江山，非仅熟读经史便可。譬如这漕运，你前番提议沿途设义仓，以补正仓，减省运耗，其心是好的，意在体恤民力。但你母后所虑，亦非无的放矢。地方势力若借此坐大，或相互勾结，侵吞仓粮，届时非但不能减耗，反成祸乱之源。为政者，需在‘仁政’与‘管控’、‘放权’与‘集权’之间，寻得一个微妙的平衡。过犹不及，此之谓也。”
他借机点拨，将朝堂上那场未竟的争论，化为父子间的教导。
李弘认真聆听，心中有所触动，躬身道：“儿臣受教。此前思虑，确有不周之处。只觉若能惠及百姓便是好的，未曾深想其间关节与潜在流弊。”
李治看着他谦逊的样子，心中稍慰，又道：“此去洛阳，你将要接触的，不再只是书本上的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军政要务。各地呈报的文书，边关传来的急递，官员之间的倾轧，利益之间的博弈……皆需你仔细分辨，审慎权衡。记住，多听，多看，多思，少言。遇有不解，可多询问随行的刘仁轨、戴至德等老成之臣，亦可随时来问朕。”
“是，儿臣谨记父皇教诲，必当勤勉学习，不负父皇期望。”李弘再次躬身，语气坚定。
车驾继续前行，窗外景物变换，由平原渐入丘陵。父子二人在车中时而谈论史籍，时而探讨时政，李治虽精力不济，时需闭目养神，但每每开口，皆能切中要害，给予李弘极大的启发。而李弘的好学与谦恭，也让病中的李治感到一丝慰藉。
这东行之路，于李治而言，是病体难支的迁徙；于李弘而言，却是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磨砺心智与能力的试炼之途。滚滚车轮，载着这对家父子复杂的期望与隐忧，碾过暮春的官道，将长安的喧嚣与母后的威仪暂时抛在身后，向着那座承载着帝国另一副面孔的东都，坚定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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